香川县かがわ

“金毘罗（Konpira）”的语源是梵文Kumbhīra（即宫毘罗），原本是古代印度神话中将栖息于恒河的鳄鱼神格化后的水神。在印度教中，它是恒河女神（Gaṅgā）的坐骑（Vāhana）；传入佛教后，它化身为药师如来十二神将之首的“宫毘罗大将”。而在日本，从平安至中世纪以后，它多被描绘成蛇身的形象。基于中世纪的“本地垂迹说”，原本作为象头山松尾寺镇守神被祭祀的宫毘罗大将，与日本本土的神明——大物主神（大国主神的和魂，掌管海洋与农业的神）相融合，从而以“象头山金毘罗大权现”的身份合为一体。关于它的“本地佛”，有不动明王、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等多种并存的学说。这种信仰的三层结构（鳄鱼=蛇身水神 → 佛教护法善神 → 神道神社祭神），作为日本神佛习合系统神格的典型范例，在宗教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金毘罗信仰的总本宫——金刀比罗宫，位于香川县仲多度郡琴平町字川西892番地1号，坐落于象头山（琴平山，海拔524米）的半山腰。本宫海拔251米，奥社（严魂神社）海拔421米。参道的石阶通往本宫有785级，通往奥社更是多达1368级——这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长石阶参道，自江户时代起便保留着乘坐轿子（轿夫）或使用手杖登山的传统。其主祭神为大物主命，相殿（配祀神殿）祭祀崇德天皇。关于神社的创建，有多种说法并立：①祭祀大物主命在象头山建造行宫的遗迹说；②大宝年间（701-704）的大宝元年曾有旗帜从天而降的传说；③修验道之祖役小角（En no Ozuno，634-701）登上象头山并获得了护法善神金毘罗神迹的开山缘起说；④被记录在《延喜式神名帐》中作为赞岐国官社的说法。可以说，这是一座上古时期创建年份不详的古社。在学术上，很难确定哪一种说法是绝对的历史事实，将它视为中世纪以来种种信仰的集大成者是更为妥当的定位。 将崇德天皇（1119-1164年，第75代天皇，在位1123-1141年）作为配祀，是日本御灵信仰（怨灵镇魂）的一个典型案例。保元元年（1156年），在保元之乱中战败的崇德上皇被流放至赞岐国。在流放期间，他深深崇敬金毘罗大权现，曾闭门参拜于境内的“古笼所”，并将附近的“御所之尾”作为自己的行宫（约长宽元年，1163年）。长宽二年（1164年），他在赞岐驾崩，终未能重返京都。次年即永万元年（1165年），他被合祀于金毘罗大权现的相殿中——这发生在明治神佛分离（1868年）的约700年前，是安抚怨灵的御灵信仰的典型代表。崇德天皇与菅原道真、平将门并列为日本三大怨灵。在金毘罗信仰中将崇德合祀，作为中世纪御灵信仰的重要事件在宗教史上备受瞩目。 明治时期因神佛分离令而引发的改名，是金毘罗信仰史上最大的转折点。明治元年（1868年）3月颁布了神佛分离令，金光院第19代别当（寺院主管）琴陵宥常（1840-1892）果断将神佛混淆的“象头山金毘罗大权现”改名为“琴平山金刀比罗宫”，实现了彻底的神社化。主祭神被确立为大物主神（其逻辑依据是“金毘罗权现与大物主神本为一体”），相殿依然祭祀崇德天皇。同年9月13日，该社被列入敕祭神社；明治4年（1871年）一度改名为“事比罗宫”，明治22年（1889年）又恢复为“金刀比罗宫”并沿用至今。虽然佛教色彩的称号“金毘罗大权现”被废除了，但老百姓之间依然亲切地称呼它为“金毘罗神（こんぴらさん）”，其内在的信仰本质得以延续。 江户时代作为“流行神（备受追捧的神明）”的崛起，使其确立了海上守护神的地位。宫毘罗（鳄鱼神）的水神属性与大物主神的海洋信仰相结合，到了江户时代，它便成为了“护佑海上航行安全的绝对之神”。它汇聚了商船、回船（沿海货船）、渔民和船员的广泛信仰，各种船只甚至专门开设了被称为“金毘罗船”的参拜船。江户时代庶民对于金毘罗的参拜热潮规模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伊势参拜”。各地纷纷结成“金毘罗讲（信仰互助会）”，利用讲员们缴纳的积蓄派遣代表前往参拜的“代参制度”应运而生。由于参道上的供奉物呈爆炸式增长，原本笔直的参道甚至不得不被改建得弯弯曲曲，从而制造出一种近乎狂热的参拜狂潮。 《金毘罗船船》这首民谣大约在元禄时期（1688-1704）作为金毘罗参道上的小曲开始传唱，从幕末到明治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流行。其歌词为：“金毘罗船船，乘着顺风扬起帆，修罗修修修，绕过海角，四国赞州那珂郡，象头山金毘罗大权现，只要绕行一圈……”（“追手”指顺风，“修罗修修修”是风满风帆、船只滑行时的拟声词）。这首歌只有一段歌词，唱到“只要绕行一圈”时便会自动回到开头循环，是日本“骚动歌·座敷歌（酒宴活跃气氛的小曲）”的代表作，相传其发源地是大阪港（即金毘罗参拜船的起点）。这首歌至今仍作为香川县最具代表性的民谣被传承，并成为当地旅游宣传的核心。 “金毘罗犬”是江户时代代参文化中一种极为罕见的民俗。在江户时代后期，那些无法亲自前往金毘罗参拜的人，会让自己养的狗代替自己去参拜。狗的脖子上挂着写有“金毘罗参拜”的袋子，里面装着主人的木牌、香火钱以及沿途的伙食费。这只狗被街道上的旅人们接力托付，沿途的人们照顾着它，直到将其送到琴平。值得注意的是，金毘罗犬的出发地仅限于江户及以北地区，有学者指出这可能与埼玉县秩父的三峰神社的“狼（神犬）信仰”的布教范围有关，这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模式。此外，江户时代的“里犬（居住在小巷或寺庙的半野生社区犬）”文化，也是这种罕见习俗得以实现的背景。虽然伊势参拜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御荫犬”），但金毘罗犬仅限于江户以北地区这一地理偏好却显得尤为独特。 “金毘罗（こんぴら）”这个名字的发音演变路径为：梵文Kumbhīra（恒河鳄鱼水神） → 汉译佛经音译为“金毘罗”、“宫毘罗”、“金比罗”、“俱毘罗” → 经由中国传入日本 → 以日语训读“Konpira”的形式在庶民中普及。虽然现在的正式写法是“金刀比罗（Kotohira）”，但这其实是明治时期改名时，在“琴平”、“Konpira”、“金毘罗”的读音与借字之间反复演变而来的。如今，习惯上神社的名称读作“Kotohira”，而作为信仰则被称为“Konpira”。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亲切地称呼它为“金毘罗神（こんぴらさん）”。海上自卫队、商船、渔业及海运业者们的参拜依然不断，它构成了香川县与四国地区旅游资源的顶峰，是赞岐（香川县古称）绝对的象征性神格。

这一版讲的不是某座灵山的一座天狗，而是一篇总论，要从图像与类型的历史里，把“天狗究竟是什么”彻底解开。各座的个别传承，留给各自大天狗的页面。 天狗之姿并不划一。第一类是鼻高天狗——赤红脸、高鼻，戴山伏的兜巾、披铃悬，手执羽团扇、脚踏独齿高木屐。第二类是乌天狗，有鸦喙与翅膀，执剑或金刚杖。第三类是被称作木叶天狗、木屑天狗的下位天狗，力弱而数多，被视为眷属。与其说是固定的分类，不如说是映出天狗之像随时代与地域而有的宽度。 图像随时代而变迁。平安时期的天狗，先是被想象成鸢一样的鸟，乌天狗之像便留着这一痕迹。长鼻变得突出，是在镰仓末以后；《是害房绘卷》里就画着一幕：化作人形的天狗，在变回鸟形时鼻子伸长。关于鼻高的起源，有学说说它源自伎乐面里高鼻的治道面，又把乌天狗系于迦楼罗面；也有看法把长鼻看作鸟喙的图像遗存——但都谈不上是定论。它又与《日本书纪》里被写作鼻长七咫的猿田彦神相叠，祭礼上以天狗面充猿田彦之役的风气，也由此而生。 天狗的两义性，根在佛教天狗道的观念。因学佛道而不堕地狱，因弄邪法而又去不了极乐——这一中间的境地，堕进去的被说成是傲慢的僧人。《天狗草纸》把这观念画成对七大寺僧人的讽刺，不过“只有高傲的僧人才会变天狗”这种简单化，知切光岁也提醒说过了头。它虽是魔，一旦被降伏便转成护法；据说修验者诵《天狗经》，便能招来诸国的天狗成就所愿——护法与魔之间这道摆幅，正是天狗的内核。 “八大天狗”这一归束，确切的中世典据在室町时期的谣曲《鞍马天狗》的词章里。大天狗把麾下诸国的天狗，按地理之序唱将出来——“筑紫有彦山的丰前坊，四州有白峰的相模坊、大山的伯耆坊、饭纲的三郎……大峰的前鬼一党，葛城高间”——这一段说明，八大天狗并非江户的创作，而是把根扎在中世的信仰与艺能里。不过它的构成因资料而摇摆，还有加上石锤山法起坊的异传，并非固定的名簿。

白峰相模坊，是八大天狗中与某一人物——崇德上皇——结合得最紧的天狗。他的形象，离了崇德怨灵的故事便无从成立。 崇德上皇于保元之乱（1156）中败北，被流放讃岐，终未获准回京，于长宽二年（1164）崩逝。在流放地写五部大乘经送往京城，却被疑为诅咒而遭退回；他大怒，立下血书之誓，相传生前便化为大天狗・大魔缘。源赖朝称为「日本第一大天狗」的这位崇德，其白峰陵正由相模坊护持。白峰寺是四国八十八处第八十一番札所，白峰陵是四国唯一的天皇陵，其旁建有祭祀崇德院之灵的顿证寺殿。 使相模坊不朽的，是文学。其原拠，是仮托于西行的镰仓中期《撰集抄》「新院御墓白峰之事」，载有西行凭吊白峰崇德院墓的说话。把它戏剧化的谣曲《松山天狗》，以崇德院为主角（shite）、西行为配角（waki），把相模坊描绘为随侍崇德的天狗。再者，上田秋成《雨月物语》「白峰」，讲西行在白峰陵凭吊崇德之灵、与愤怒的崇德院对话的故事；相模坊由此成为贯穿这自《撰集抄》以来谱系的存在。怨灵，与依偎其侧的天狗——崇德与相模坊的关系，是御灵信仰与天狗信仰交汇的稀有一点。 相模坊的出身有两说。一是源自《保元物语》中与崇德为伍的相模阿阇梨胜尊，二是自相模国大山移来的天狗。后者与知切光岁所整理的移座之传成一对——大山的相模坊仰慕崇德而移往讃岐，伯耆坊入空席的相模大山。无论如何，白峰相模坊都坐镇八大天狗的西陲，作为护持日本三大怨灵之一崇德之魂的天狗，被传于讃岐的白峰。

这一版要一边辨明史实与《保元物语》以来传说之间的界线，一边彻底追下来：一个废帝，如何转成被称作日本史上最大的大天狗、大魔缘。 先把史实摁住。崇德的不遇，在于他被鸟羽院当作“叔父子”疏远、始终握不到院政之权就被迫让位的那种政治排挤。近卫天皇早逝后，被立的不是他亲子重仁亲王，而是弟弟后白河，这成了保元之乱（1156）的导火索。乱中战败的崇德一方，源为义、平忠正等人被处以约四百年来首次的公开死刑，崇德本人被流放赞岐。到这里为止，都是有记录依据的史实。 怪异是在这之后、在传说那一层里生出来的。咬舌、用血写“愿成大魔缘”的诅咒，蓄起指甲头发化作天狗的样子，都不是同时代的记录，而是镰仓时代的《保元物语》所传的故事。可这个传说传得极有说服力，安元年间以后袭击京城的大火、强诉、动乱，乃至一路到平氏灭亡的治承寿永之乱，都被读解成崇德的作祟。事件本身是史实，把它归于崇德怨念的解读则是御灵信仰——这两者必须截然分开来看。 把崇德的天狗形象定下来的，是文学。《太平记》卷二十七“云景未来记”，把崇德写成统御天狗、魔缘之群的魔王；到近世，上田秋成《雨月物语》的“白峰”，又把与西行对峙的崇德怨灵，鲜烈地塑成不是长鼻天狗、而是一只金色的鸢。崇德被讲成“日本第一大天狗”“日本史上最大的怨灵”，这形象正立在这样层层累积的文学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镇魂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治元年（1868），明治政府把长眠赞岐的崇德神灵迎到京城，供奉于白峰神宫。在新朝开端之际，人们仍畏惧七百年前一位废帝的作祟——这个事实，道出了对崇德怨灵的畏惧有多根深。一位在百人一首里留下名歌的歌人，与一个诅咒王权的大魔王。正是这道落差，把崇德院推上了御灵信仰的极点。

以江户绘卷与各地采访资料中的形象为基调的青坊主形象。外观多为带青色的僧人形象,或被描绘为独眼法师。实质被讲为动物化形、山神权现,或来历不明的怪异。兼具劝诫儿童夜间外出之民俗功能,也承载山野、空宅的怪谈与禁忌提示的口传。在各地没有固定的固有名与起源,其出现条件与言行随地域而异。石燕之图缺少说明,故诸本并列“独眼坊”或寓意未成之僧的说法,然皆非定论。依近代以前的口传,具体形象以“青色法师”“大坊主”“小坊主”等多名并存。

以民间将海滩上背甲现人面纹的螃蟹视为平家怨灵的观念所形成之像。史料多见其与各地地名相连，因八岛合战的记忆，赞岐尤为知名。作为妖怪，少有直接害人之说，更多让见者想起合战因缘而心生畏惧。常与供养与慰灵相联系，他处异名多仅在称谓不同。

汇集四国各地关于七人列行亡灵的传说而成的像。其核心为三点：“七人一列无言前行”“现于四岔路、夜路、雨中黄昏”“相遇为不祥之兆”。名称、现身时刻、衣着因地而异。于赞岐相貌与常人无异，但通常不可见，仅以从牛胯下观望之术得以感知。限定于丑时三刻现于四岔路者称“七人童子”，多与行人断绝的特定路口相连。雨中披蓑戴笠者称“七人同志”，常被视为遭处刑者之灵，民间以手持簸箕扇风祓除相遇后的郁结。德岛随“断首马”而行的七人童子，据说因建立地藏供养而销声，显示灾厄可由供养得以安抚的地域信仰框架。与同类“七人御先”常被混称，但据各地名号与功能（疫、祟、避遇）之差，七人同行以“七灵成列行进”之外形特征加以识别。

基于各地记载中对赤足的描述：在会显形的地域，只有一双赤红的脚会自路旁伸出，令行人受惊、步伐紊乱；在不显形的地域，则有如干棉或蛛网般的触感缠绕小腿，使步幅变小、疲劳加重。其害并非致命，但被畏惧为导致摔倒或迷路的缘由。与赤手儿的对应关系仅见于资料指摘，尚难断为同一。多在岔路、山道、草丛边等人迹稀少处遇见，传说多见于黄昏至夜半。部分地域流传务实的应对：深呼吸整步伐，坐下重新系紧草履带，拂去路旁杂草；然细节因地而异，多不详。

基于江户时期怪谈与鸟山石燕图像的传统诠释，将“吊桶火”视作源于木灵、树之精的怪火。各地相传其为青白色火珠，从枝梢垂下，像井中吊桶般上下起落，迷惑行人。其火势不若外观般强，不会引燃衣物与草木。近世怪异记常引京都西院附近的火之怪为例，近代以降的妖怪辞典则将其整理为与“吊桶落”相近的怪火，或另作别种。多见于无月之夜或迷雾之晚，靠近则忽远，远离又复靠。有时会浮现面影，曾与人魂混淆，但多被视为土生的怪火。

各地传说中如提灯大小的鬼火之总称。部分地区与狐火、狸火混称，名义源于“妖物提灯而行”的理解。多在雨夜、河堤、墓地出没，悬于一定高度漂行。靠近则熄灭、击打会分散、成群游行等见闻因时代与地域而异。民俗学上常被视作怪死与祟祸的预兆、路旁禁忌的指示，成为劝诫人们切勿追逐或乱打的故事核心。近世随笔与怪谈多有记载，亦有固有名（如小右卫门火）留存在地记忆。自然自燃说与动物作祟说并存，真相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