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户,妖怪从“偶遇之物”变成了“可选之物”
早在江户时代之前,怪异的故事就已广为流传。然而,随着木版印刷的普及和都市读者群的扩大,人们得以在一本书中比较不同地域或古籍中的怪异。妖怪的名字旁配有图像,翻到下一页又是另一个妖怪。妖怪不再仅仅是夜路上偶然遇见的恐惧,而是变成了可以购买、租借、收集,甚至可以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一只的“对象”。
本专题中所说的“江户”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与本所、四谷等江户城厢直接相关的怪谈;二是指由江户时代的出版物、绘画和戏剧所塑造的妖怪文化。我们将这两者区分开来,穿梭其间,追溯都市生活与大众媒体是如何改变怪异的。
依次吹熄灯火——百物语与青行灯
百物语是一种集体游戏,每讲完一个怪谈就吹熄一盏灯,据说当最后一盏灯熄灭时,怪异就会出现。青行灯便是传说在最后现身的怪异,但今天我们常见的鬼女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鸟山石燕的图像固定下来的。逐渐变暗的房间、讲述者的声音、听众的想象力共同构筑了这份恐怖。
江户的怪谈并不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做单选题。古老的传说、耳闻的笔录、地方的传闻、作者的艺术加工层层叠加,使得它们在每次被阅读时都焕发出新的姿态。
鸟山石燕的妖怪画集——名与姿并列
从《画图百鬼夜行》[1]到《今昔画图续百鬼》、《今昔百鬼拾遗》和《画图百器徒然袋》,鸟山石燕跨越了古典、绘卷、口头传说和文字游戏,描绘了大量的妖怪。滑头鬼、轮入道、目目连、烟烟罗、百百目鬼等,对当今标准妖怪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存在不在少数。
如果将石燕的画视为“江户人实际目击到相同姿态的记录”,那是一种误读。其中混杂着对古老名字的重新诠释、对绘卷图像的重新命名,以及基于汉文典籍和和歌创作出的妖怪。我们需要将画师的学识和机智也一并考虑在内,将其作为一手史料来解读。
宅邸的内侧——天花板、拉门、旧道具
在都市的房屋里,看不见的角落和用旧的物件越来越多。天井尝是舔舐天花板并留下污迹的妖怪;天井下是指从头顶降下的女人;目目连则将破损拉门的破洞变成无数只眼睛。像蓑草鞋、袋貉、唐伞小僧这样的器物怪,保留着衣物或道具的形状就开始活动。
在《画图百器徒然袋》[2]中,不仅仅有“旧道具里寄宿着灵魂”这种朴素的解释,器物的形状、汉文典籍、谐音、古歌都被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付丧神绝不是一句“将江户的环保道德直接画成画”就能概括的。
黄表纸孕育的娇憨——豆腐小僧
豆腐小僧头戴大斗笠,托盘上放着豆腐,经常出现在黄表纸和锦绘中。与其说它最初有着可怕的由来,不如说它是作为出版物中容易处理的丑角(道化役)而广泛传播的妖怪。辘轳首和唐伞小僧也拥有在极短的场景中就能传达身份的明晰轮廓,与图文并茂的书籍所追求的娱乐性十分契合。
这并不是一个“以前的妖怪都很可怕,到了现代才变得可爱”的简单历史演变。早在江户时代,恐怖、搞笑、拟态、商业价值就已经共存在同一个页面上了。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扎根于都市地点的怪谈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是流传于现在的墨田区周边的怪谈群。置行堀、洗足宅邸、单叶芦苇、狸囃子等广为人知,但实际上超过了“七”个故事,且组合也因资料而异。墨田区的官方解说[3]也指出,除了置行堀和单叶芦苇之外,其余的并不固定。
因为有护城河、荞麦面店、武家宅邸、寺社、钟声等具体的都市空间,所以怪谈可以与地图相伴而行。即使江户的地名发生改变,怪谈依然具有将地域记忆连接至现在的力量。
只有声音跟随——送行拍子木、送行提灯
送行提灯和送行拍子木是跟在走夜路的人身后的光或声音的怪异。没有灯光的荞麦面店、不落叶的椎树、津轻的太鼓,异常现象本身看起来都很微小。然而,本该决定日常买卖、季节、时刻的声音和灯光脱离规律的那一瞬间,城镇的秩序便显得诡异起来。
歌舞伎的幽灵——阿岩与阿菊
阿岩通过鹤屋南北的《东海道四谷怪谈》获得了极其强烈的舞台形象。阿菊的盘屋敷故事则有以姬路为背景的播州盘屋敷、以江户为背景的番町盘屋敷等多个系统。对于这两位,与其说“江户真的有同样姿态的妖怪”,不如把她们看作是由事件传闻、现存传说、作者的艺术加工、以及演技和舞台装置共同塑造出的幽灵形象。
戏剧将幽灵的面容、头发、服装、出场方式深深地刻印在了观众的记忆中。这表明怪谈不仅依赖于地点,更借助上演时的身体表现和视觉效果得到了传播。
讽刺与文字游戏——怪异映射城镇
“马鹿”就像是字面意义上把马和鹿拼凑在一起的妖怪;麦殿大明神映射了信仰与传闻;加油入道则承担了厕所的禁忌。江户的妖怪不仅保存了古老的恐怖,同时也是反映言辞、流行、职业、都市癖好的讽刺装置。
下方的“收录妖怪”中,既有扎根于江户城镇的怪谈,也有由江户时代的出版物和戏剧塑造出的妖怪。请一边确认它们来自哪部作品或哪片土地,一边漫步在这个恐怖与欢笑并存的都市文化之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