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身为僧侣的白藏主，在狐狸的幻化故事中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妖怪。狐狸常常化身为美女、旅人或亲密的家人，但白藏主选择的却是僧侣的姿态。这不仅能让对方安心，更有一种用语言打动对方的力量。《钓狐》^[1]中的老狐狸，化身为猎人的伯父，向其说教钓狐（捕狐）的罪过。它成功地说服猎人扔掉了陷阱，但归途中的诱饵却瓦解了这场胜利。白藏主的失败并非因为它欺骗了人类。正是因为借用人类的伦理进行讲述的狐狸，最终被狐狸自身的饥饿感拉回了原形，所以它才显得滑稽、可悲，同时也令人感到可怕。

这种姿态并没有把狐狸这种妖怪塑造成一个简单的反派。白藏主是狐狸一族被杀害的受害者，是复仇者，也是说教者。它的话语中既有对杀生的抗议，同时又包含了通过幻化来进行的欺骗。如果说信太森林的葛之叶是被人们记忆为无法斩断与人类缘分的狐狸母亲，那么白藏主就是在人类的法则与狐狸的肉体之间走向崩溃的老狐狸。两者虽然都是狐狸进入人类社会的故事，但葛之叶是关于爱与别离的故事，而白藏主则是关于雄辩、陷阱、欲望与败露的故事。

《钓狐》中的白藏主，在舞台上进行了双重幻化。第一重幻化是故事内部的幻化，即狐狸化身为名为白藏主的僧人。第二重幻化则是表演者身体的幻化，狂言师不仅要掌握狐狸的姿势和步伐，还要将其隐藏在人类僧侣的举止之下。作为鉴赏要点被提出的理性和本能之间的激烈交锋，不仅体现在台词上，还表现在走路的方式、回头的方式以及靠近诱饵时的间距把握上[1]。因此，白藏主既是被阅读的妖怪，同时也是被演绎的妖怪。狐狸的真面目并非在最后才被揭穿，而是随着身体一点点地变回狐狸而被逐渐看清。

另一方面，属于《绘本百物语》^[2]系统的白藏主，作为带有甲斐国地名的怪谈，让这只僧人形貌的狐狸显得更加阴暗。正如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所示，该书是桃山人撰写、竹原春泉作画的怪谈画集，江户后期的读者是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来接收这只狐狸的信息的。舞台上的白藏主因为一瞬间的失败就变回了狐狸，而绘本中的白藏主却长久地潜伏在人类村落的内部。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狐狸化身得多么巧妙。更在于人们对僧衣、寺庙、说教这些制度有多么深信不疑。白藏主正是利用了这种信任的形式。

在白藏主的名字和书写方式中，也重叠了狐狸的白色与人类的身份。“白藏主、伯藏主、白藏司、伯藏司”等不同的写法，让人在狐狸的白毛、僧侣的名字以及化身为人的狐狸这几种解读之间游走。幻化之狐的名字往往附着在土地或人名上留存下来，但在白藏主这里，“狐狸借用名字”这件事情本身，就成了怪异的核心。报上名字，就意味着在社会中获得了角色。白藏主通过报上僧人的名字进入了寺庙内部，进入了猎人的家里面，最后又在观众面前变回了狐狸。

如果把白藏主放在狐狸的谱系中，它既不是像九尾狐或玉藻前那样足以动摇王权的大妖狐，也不是像葛之叶那样留下子嗣的狐女。白藏主将狐狸与人类的接触点集中在了“说服”和“陷阱”上。人类用陷阱捕捉狐狸，狐狸则用语言捕捉人类。两者都是看穿对方弱点的技巧，而且这种技巧都只在一瞬间获得了成功。然而，当诱饵的气味、对猎物的欲望以及复仇的借口重叠在一起时，狐狸自己却靠近了陷阱。白藏主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久远，是因为它描绘的并非狐狸的狡猾，而是越是有智慧的人就越难以逃脱的弱点。

在图鉴中，白藏主成为了将狐狸系妖怪横向扩展的一个枢纽。如果说九尾狐承载了国家与灾厄，葛之叶承载了亲子与别离，野狐承载了附身与边缘性，那么白藏主便连接了演艺与说话、僧人形貌与狐狸肉身。狐狸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是神使，可以是母亲，可以是灾厄，也可以是演员。通过设置白藏主，在狐狸这个庞大的妖怪群体中，便树立起了“被演绎的狐狸”这样一根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