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てんじく

究极的变形（Metamorphosis）与共情。观音菩萨最大的特征，在于其自身没有固定的形态，为了拯救对方，能够无限地变幻成最合适的形态（佛、神、人类，甚至是异类），这就是“普门示现”的能力。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魔法，更是与受苦的他人站在完全相同的视角，将他人的痛苦视作自己的痛苦来分担的“究极共情能力（慈悲）”的体现。正因为观音不是作为绝对的超越者高高在上地统治，而是降临到沾满泥土的人类生活空间中与人们同泣，所以才能在千年以上的岁月里，成为日本人内心的支柱。 般 阿弥陀如来的胁侍与临终的关怀。观音菩萨不仅被单独信仰，还担负着作为极乐净土之主——阿弥陀如来的胁侍（助手）的重要职责。当人迎来临终之际，观音菩萨会与阿弥陀如来一同乘云现身迎接（来迎），引导死者的灵魂坐上莲台（莲花宝座）前往极乐世界。观音不仅能从现世的各种苦难中实施救济，更是缓解死亡恐惧、保证灵魂归宿的“究极临终关怀神佛”。 “隐匿的吉利支丹”与玛利亚观音。观音信仰的包容力（能够化作任何姿态的灵活性），在历史的残酷局面中也得到了发挥。在江户时代禁教令（禁止基督教）的压迫下，潜伏的基督徒们将怀抱婴儿的“慈母观音（子安观音）”像视作圣母玛利亚，在暗中持续进行礼拜。将异教的神明也包容为自己姿态的一个变种，承载着受迫害之人的祈祷的“玛利亚观音”，展现了观音信仰作为庇护所（Asylum・圣域）功能的极致。

“严厉却又温柔”的双重性神学。不动明王在图像学与教理上最大的特征，在于其恐怖的外貌与内在深邃慈爱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明王，是如来为了说服教化众生而刻意变化出的恐怖姿态，而不动明王更是宇宙真理本身——大日如来的另一副面孔。他的愤怒并非出于对邪恶的憎恶，而是展现了无论如何都要拯救迷惘众生的“慈悲的极限状态”。这种双重性，正是他为何能跨越阶层，从苦修的僧侣到祈求日常平安的无名百姓，广泛聚拢信仰的最大原因。 现世利益与死者供养的融合。在原本的密教教理中，不动明王是通往开悟之道的精神支柱；但在与日本本土信仰融合的过程中，他开始承担起极为实用的功利性职责。从驱除病魔、防火避灾，甚至到现代的交通安全，他作为抵御人们日常生活中一切威胁的“防波堤”而发挥作用。同时，在“十三佛信仰”中，他作为死者头七的接引导师，也深深参与到死者供养之中。由此，他蜕变为了一个从生到死的全过程都能被人们所倚仗的全能守护神。 不动明王与其眷属。不动明王常常携同矜羯罗童子与制多迦童子以“三尊形式”出现，或是由八大童子、三十六童子等多位眷属簇拥。这表明不动明王那强大的力量被细分化，从而构建起了一个能够细腻应对所有人各种心愿的系统。在面目狰狞的主尊身旁，配置着天真无邪的童子——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也是日本佛教美术所达到的一种独特的美学与宗教表达。

阎魔的语源是梵语中的 Yama，被音译为“阎魔”、“焰摩”、“夜摩”、“阎罗”等。在吠陀时期（公元前两千年后半叶起）的印度，Yama 作为“第一个死者、第一个选择死亡并开辟了通往冥府之路的人”登场——在《梨俱吠陀》第10卷（霍特拉第10・14・35等章节）中有关于 Yama 的赞歌，他被歌颂为死后祖灵们所居住的“他界（svarga）”的统治者。最初他是一位守护死者的温和神格，但后来审判和刑罚的一面逐渐被强化。他与双胞胎妹妹 Yamī（在中国和日本被称为“阎蜜”或“阎摩天女”）并列。在被吸收进佛教后，他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并与道教的冥府观（如泰山府君信仰等）相融合。在奈良时代，他通过密教经典和地狱绘卷传入日本；在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十王信仰在民间扎根并普及开来。 十王信仰的基本经典是两部中国伪经。①《预修十王生七经》——全名为《阎罗王授记四众逆修生七往生净土经》——相传为晚唐时期（9-10世纪）成都大圣慈寺的沙门藏川所撰写。②《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地藏十王经）》——这是一部被认为是在镰仓时代初期（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于日本成书的伪经。它加入了“净玻璃镜”等日本特有的元素，确立了日本独特的冥界观。虽然它们是伪经（在中国和日本创作的经典），但却成为了民众信仰实践的根本，这一点非常有趣。 十王体系的顺序是：1.秦广王（头七）、2.初江王（二七）、3.宋帝王（三七）、4.五官王（四七）、5.阎魔王（五七・第35天）、6.变成王（六七）、7.泰山王（七七・四十九日）、8.平等王（百日）、9.都市王（一周年忌）、10.五道转轮王（三周年忌）。阎魔王是第5位大王，作为五七日的主审法官，他是整个审判的核心——在这里，死者生前的善恶会受到缜密的核查；通过俱生神（趴在死者左右肩膀上记录善恶的双胞胎神）的记录、司命（掌管寿命）的宣读、司录（记录罪过）的笔录，再加上“净玻璃镜”中映照出的死者一生的影像，最终确定其罪状——这是一个让人无法说谎的完美记录系统。 在属于第2大王初江王管辖的三途川渡口，夺衣婆会剥下死者的衣物，而悬衣翁则会将衣物挂在河边的衣领树上。衣物的重量——也就是树枝弯曲的程度——代表了亡者生前罪业的深浅；这一初次称量的结果将被送往阎魔厅。这是一个为阎魔王的最终审判提供前期数据、发挥重要作用的初审系统；在 yokai.jp 的体系中，它将与已有的夺衣婆物种（species）进行直接关联。 在中世的日本，以《地藏十王经》为依据，地藏菩萨被视为阎魔王的“本地佛（本来面目）”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认为“地藏拯救众生的慈悲之相”与“阎魔审判罪恶的愤怒之相”是表里一体的“二相观”，使得民俗活动中的“地藏盆（8月24日）”与“阎魔斋日（1月和7月的16日）”形成了对应。这种将慈悲与裁决的两面性统一于同一位神明的观念，是中世日本特有的宗教思想；它与欧洲的基督教（慈悲的基督 vs 审判的基督）有着类似的普遍宗教结构。 六道珍皇寺（大椿山・京都市东山区小松町595・北纬34°59′54.42″ 东经135°46′30.79″）是阎魔信仰的核心寺院。相传建于承和3年（836年）。在其阎魔堂（篁堂）内，供奉着相传由小野篁制作的阎魔大王坐像。平安时代初期的歌人、参议小野篁（802-853年）传说中白天在朝廷为官，夜晚则通过六道珍皇寺境内的水井下到冥府，在阎魔厅担任阎魔王的副手（冥官）。据说他在返回人间时，走的是嵯峨的福生寺（现已不存在）或者2011年发现的“黄泉归来之井”。直到今天，那口“通往阴间的井”依然存在于该寺本堂的背后，作为“通往冥府的入口”在特定期间对外开放。每年8月7日到10日的“六道参拜（迎接盂兰盆节的亡灵）”作为京都一项传统的祭祀活动延续至今。 圆应寺（新居阎魔堂・十王堂，神奈川县镰仓市山之内1543・北纬35°20′12″ 东经139°33′05″）是镰仓地区的阎魔信仰中心。相传建于建长2年（1250年），属于临济宗建长寺派。其本尊阎魔大王坐像（国家重要文化财产）因相传为运庆所作的“微笑阎魔”而闻名——这是一尊面带微笑、表情温和的阎魔像，它打破了单纯愤怒的形象，是中世佛教雕刻的杰作。“用微笑来展现审判的严酷”这种充满悖论的造型，体现了镰仓雕刻的精神内涵。初江王像、俱生神像（2尊）也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作为少有的凑齐了全部十王佛像的“十王堂”，它在宗教史和美术史上都备受重视。 江户三大阎魔确定为：太宗寺（东京都新宿区新宿2-9-2・以内藤新宿的阎魔像而闻名）、善养寺（东京都丰岛区西巢鸭4-8-25・药王山・拥有高达3米的大型阎魔像）、华德院（东京都杉并区松之木3-32-11・原位于浅草，关东大地震后迁至杉并）这三座寺院（以佛像大小为标准）。法乘院（深川阎魔堂，东京都江东区深川2-16-3・真言宗丰山派）虽然不在这三大阎魔之列，但同样香火鼎盛，是现今依然活跃的著名阎魔参拜圣地。 旧历1月16日和7月16日被称为“阎魔赛日・阎魔斋日”，相传在这两天，地狱之釜的盖子会打开，阎魔王也会暂停对罪人的酷刑。这两天也是学徒离开雇主家回老家探亲的“藪入り（返乡日）”；江户的平民们将其与参拜阎魔堂结合在了一起——1月称为“初阎魔”，7月则与盂兰盆节的开始相对应称为“盆阎魔”。各地的阎魔堂和十王堂都会在这一天开龛并举办庙会。“难得的假期 + 回顾死后审判的宗教仪式”的组合，展现了江户平民将宗教与劳动文化相融合的独特民俗。 在图像学上，阎魔王通常身穿中国官员风格的冕冠、通天冠和道服（唐代官僚的朝服）——这是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时期确立的形象，深受道教影响；右手在膝盖上立起笏板或在胸前手持笏板（笏板是审判官、官吏的象征）；面呈愤怒相（典型的特征是倒竖双眉、怒目圆睁、张口怒吼、面色赤红、蓄须）；展现出坐在桌前办公的审判官姿态；左右有司命和司录，上方有俱生神。重要的法器“净玻璃镜”——一面能放映出死者生前行为影像的镜子——是在《地藏十王经》阶段被引入的，成为了中世以后地狱画卷和阎魔像必备的物品。 在现代，“做坏事会被阎魔大王拔掉舌头”这句警醒儿童的话广为流传；阎魔信仰已经超越了佛教徒的范畴，成为了一种国民性的生死观。死后审判、因果报应、“净玻璃镜”放映人生影像等观念，已经深深融入现代日本人的伦理观底层，构成了融合佛教、神道教和民俗的、日本特有的生死观的核心。对于 yokai.jp 来说，通过将其与夺衣婆进行聚类（cluster），可以向读者展示一个整合了三途川、十王、地狱、净玻璃镜等元素的完整“冥界体系”。